权书·高祖

　　汉高祖挟数用术，以制一时之利害，不如陈平；揣摩天下之势，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，不如张良。微此二人，则天下不归汉，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。然天下已定，后世子孙之计，陈平、张良智之所不及，则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，以中后世之所为，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。盖高帝之智，明于大而暗于小，至于此而后见也。

　　帝尝语吕后曰：“周勃厚重少文，然安刘氏必勃也。可令为太尉。”方是时，刘氏既安矣，勃又将谁安耶？故吾之意曰：“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，知有吕氏之祸也。”

　　虽然，其不去吕后，何也？势不可也。昔者武王没，成王幼，而三监叛。帝意百岁后，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、禄父者，而无有以制之也。独计以为家有主母，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。吕后佐帝定天下，为大臣素所畏服，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，以待嗣子之壮。故不去吕后者，为惠帝计也。

　　吕后既不可去，故削其党以损其权，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。是故，以樊哙之功，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。呜呼！彼岂独于哙不仁耶！且哙与帝偕起，拔城陷阵，功不为少矣。方亚父嗾项庄时，微哙诮让羽，则汉之为汉，未可知也。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，时哙出伐燕，立命平、勃即斩之。夫哙之罪未形也，恶之者诚伪未必也。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之功臣，亦明矣。彼其娶于吕氏，吕氏之族若产、禄辈皆庸才不足恤，独哙豪健，诸将所不能制，后世之患，无大于此矣。夫高帝之视吕后也，犹医者之视堇也，使其毒可以治病，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。樊哙死，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，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。彼平、勃者，遗其忧者也。

　　哙之死于惠之六年也，天也。使其尚在，则吕禄不可绐，太尉不得入北军矣。或谓哙于帝最亲，使之尚在，未必与产、禄叛。夫韩信、黥布、卢绾皆南面称孤，而绾又最为亲幸，然及高祖之未崩也，皆相继以逆诛。谁谓百岁之后，椎埋屠狗之人，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邪？吾故曰：“彼平、勃者，遗其忧者也。”

　　《高祖论》译文

　　汉高祖凭借妙计奇谋，来制约一时的利害，不如陈平；分析天下大势，游刃有余地挟制项羽，不如张良。没有这两个人，天下不会归于大汉，高帝也不过是一个质直刚强的人罢了。然而天下安定后，为后世子孙考虑，陈平、张良赶不上汉高祖有智慧。高帝常常在事情尚未发生的时候谋划处置，而与后来发生的事情往往吻合，就像明明白白亲眼看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做出的处理一样。原来高帝的智慧，在大事上明白而在小事上糊涂，这一点在后来的事情发生之后才能看出来。

　　高帝曾对吕后说：“周勃敦厚稳重，质朴平实，然而将来能安定刘氏的人必定是周勃啊。可以让他做太尉。”这个时候，刘氏是安定的，周勃还会让谁安定呢？所以，我心里边认为，高帝把太尉的职务交给周勃，是知道将来有吕氏引起的祸患。

　　既然这样，那为什么不除掉吕后呢？形势不允许。从前武王驾崩，成王年幼，而武王的三个监管商纣之子武庚的弟弟反叛了。高帝是考虑自己百年以后，将相大臣以及诸侯王中也会出现武庚禄父之类的人谋反，没有办法控制他们。只考虑到家里有个能撑得起来的强硬的女主人，强悍蛮横的奴婢们就不敢与弱小的主子对抗。吕后辅佐高帝平定天下，大臣们向来敬畏她，所以可以压制朝臣不起篡逆的邪念，直到惠帝长大成人。所以不除掉吕后，是为惠帝考虑的。

　　吕后不可以除掉，所以要除去同党以削弱她的势力，即使天下有变，也不至于动摇大汉根基。因此，就是樊哙那样有功劳的人，一旦愿望满足了，毫不犹豫地斩杀他。唉！他哪里是唯独对樊哙不仁义呢？况且樊哙与高帝一同起事，冲锋陷阵，攻城掠地，功劳不算少了。当亚父范增指使项庄刺杀高帝的时候，没有樊哙对项羽的一番斥责，那么汉朝能不能建立，就很难说了。即便如此，一旦有人诬陷说樊哙要杀死戚氏时——当时樊哙领兵出去攻打燕王，马上命令陈平和周勃立刻处斩樊哙。樊哙之罪未成事实，诬陷他的话是真是假还拿不准，况且高帝不会因为一个女子斩杀天下功臣，这是很明确的。樊哙娶的是吕氏女，吕氏家族像吕产、吕禄这些人都平庸不足虑，唯独樊哙强健有气魄，一般将领不能控制，将来的隐患，没有比他更大的。高帝对待吕后，如同医生对待堇菜，既要让它的毒能治病，又不至于把人毒死。樊哙一死，吕氏之毒就不能把人毒死了，高帝认为这样身后就没有什么忧虑的了。可是，那陈平、周勃留下了隐患。

　　樊哙死在孝惠帝六年，真是天意呀。如果他还活着，那么吕禄就不可能被欺骗，太尉就不能进入北军。也有人说，樊哙和高帝最亲近，如果他还活着，未必和吕产、吕禄等人一起谋反。那韩信、黥布、卢绾三人都是南面称孤的诸侯王，而卢绾又最受宠幸，然而高帝还没有驾崩，都相继因为谋逆而被杀。谁敢说高帝百年之后，杀猪宰狗为非作歹的樊哙，看见亲戚得势要当帝王而不高高兴兴地跟着一同谋反呢？我所以说：那后来的祸患，是陈平、周勃留下来的呀。

　　《高祖》赏析

　　本文选自《嘉祐集·权书》的最后一篇。

　　高祖，刘邦的庙号，原名刘季。他是西汉开国皇帝，功劳最高，因此尊为“高皇帝”，简称“高帝”。

　　曾巩在《苏明允哀词》中说，苏洵“好为策谋，务一出已见，不肯蹑故迹。”这里主要是对苏洵的军事主张说的，其实苏洵很强调必须要有自己的心得才能发为文章，所以他的文章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。关于汉高祖刘邦，西汉司马迁《史记》和东汉班固《汉书》等多从刘邦起事反秦，楚汉相争，到统一国家，建号称帝的全过程记述； 对于刘邦取得成功的一切优胜措施一一做生动的描绘。而此文却不同先贤，仅选取了高祖刘邦“为了孙计”“先为之规划处置，以中后世之所为”的一个方面，纵横捭阖，宏辩博论。

　　文章起始，先退让一步，认为高祖在政治、军事方面不如陈平、张良。陈平，阳武 （今河南省原阳县） 户牖乡人，最初在项羽手下任都尉，后投靠了刘邦，任护军中尉，是刘邦身边一位足智多谋的助手。他曾六出奇计，用反间计，离间了项羽和范增； 建议刘邦权且重用韩信； 刘邦被围平城，他用秘计使其脱险等等。刘邦死后，吕氏专权，在多难之秋，履险如夷，与周勃等人一起诛吕安刘，卒建大功，是西汉一代名臣。张良，字子房，刘邦身边的决策人物。刘邦曾说：“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”但是，紧接着笔锋一转，“然天下已定，后世子孙之计，陈平、张良智之所不及； 则高帝常先为之规划处置，以中后世之所为。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。盖高帝之智，明于大而暗于小，至于此而后见也。”文章中心是要论证高祖预知吕氏之乱，安排“周勃安刘”之智，却以陈平、张良衬托入笔，确有“出入起伏”之奇。高祖之智，在于预知自己百年之后吕氏之祸，以安排“周勃安刘”。

　　既然预知吕氏之祸，“其不去吕后，何也？”由此设问，文章进入从容裕如的议论。

　　吕后，名雉，字娥姁，刘邦的妻子，孝惠帝刘盈的母亲。曾佐刘邦定天下。刘邦死后，她掌握朝政，残害刘邦后代以及西汉开国老臣，大封吕氏宗族，酿成了后来的诸吕作乱。如此人物，高祖既预知其将起祸乱，为何生前不去之呢？苏洵只回答了一句：“势不可也。”，即当时的形势不能这样做。接着，宕开笔端，不作正面解释，而是引了一段典故：周武王姬发在伐纣取得胜利后，封纣的儿子武庚作为诸侯；又把商地分为三部分，命令自己的兄弟管叔、蔡叔、霍叔各占据一部分，以监视武庚（字禄父），称为“三监”。武王死后，成王姬诵继位，“三监”背叛，被辅政的周公“废黜”。武庚认为有机可乘，就起兵反周。周公先稳定内部，然后亲自带兵东征，杀武庚，灭了奄等十七国。当初武王姬发想到自己百年之后，将相大臣及侯王中还有武庚那样的人，一旦这样的人起祸，没有人能治住他们。考虑到家里有自己的妻子、成王母亲在，强横的奴仆们就不能与年幼的成王作对了。

　　以此类比，“吕后佐帝定天下，为大臣素所畏服，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，以待嗣子之壮；故不去吕后者，为惠帝计也。”刘邦用心可见良若，苏洵用典之妙令人叫绝。

　　刘邦不速去吕后，固然是“为惠帝计”，然而吕后毕竟是株毒堇。“使其毒可以治病，而无至于杀人”，避免一旦祸起萧墙，就需“削其党，以损其权，使虽有变，而天下不摇”，而“独哙豪健，诸将所不能制，后世之患，无大于此”，文章顺理成章，自然转入对高祖“智”的更进一层的分析。哙，即樊哙。刘邦的同乡，屠狗出身，随刘邦起兵反秦，身经百战，屡立战功，鸿门宴上曾救得刘邦性命。曾任右丞相，吕后将其妹吕须嫁给了樊哙。对这样一位功勋卓著，而又十分危险的人物，刘邦绝不等闲视之，为了巩固刘氏天下，“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，时哙出伐燕，立命平，勃即斩之。然而，“陈平畏吕后，执哙诣长安。至则高祖已崩，吕后释哙，使复爵邑”（《史记·樊哙列传》）。显然，高祖并不是因为樊哙欲灭戚氏才令人斩他的，而是由于樊哙的确是吕氏集团中唯一难对付的猛将。陈平等人出于私虑没能杀掉樊哙，就遗留下后患，使人担忧。樊哙死于惠帝六年，没赶上诸吕之乱。

　　行文于此，苏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“或谓哙于帝最亲，使之尚在，未必与产（吕产）、禄（吕禄）叛。夫韩信、黥布、卢绾，皆南面称孤，而绾又最为亲幸 （绾是刘邦同乡，好朋友）； 然及高祖之未崩也，皆相继以逆诛； 谁谓百岁之后，椎埋屠狗之人 （指樊哙），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，而不欣然从之邪？吾故曰：‘彼平、勃者，遗其忧者也。’”应该说，苏洵的分析、推理，以及对樊哙的看法是新奇而又能自圆其说的。想到韩信、黥布、卢绾能在高祖未崩时反叛，那么，高祖百年之后，樊哙乘着吕后的势力，怎会不“欣然从之邪”，所以没有去掉樊哙，实是遗患啊！

　　盛赞苏洵的欧阳修说，苏洵的文章“博辩宏伟”，“纵横上下，出入驰骤，必造于深微而后止”（《苏明允墓志铭》）。本文确有此特色。文章以陈平、张良为衬起笔，提出高祖预知吕氏之祸以安排“周勃安刘”之智； 接着引周武王的典故，说明高祖不速去吕后的原因，并将吕后比作毒堇。对樊哙，成一家之言，议论圆转。全文上下八百多年，纵横涉及二十余人；上到高祖皇帝，下至“豪奴悍婢”，议论纵横开合自如。

　　结构谨严，论说周详是本文特色之二，文章从“刘氏既安矣，勃又将谁安邪”发问，到“知有吕氏之祸也”作答着，从“虽然，其不去吕后，何也”的设问起，引出“吕后佐帝定天下，为大臣素所畏服，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，以待嗣子之壮； 故不去吕后者，为惠帝计也”的原因； 吕后既不可去，故削其党，以损其权，使虽有变，而天下不可摇； 是故以樊哙之功，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，自然转入到对樊哙的评论上。而樊哙“与帝偕起，拔城陷阵，功不为少矣”，又“其娶于吕氏……独哙豪健，诸将所不能制，后世之患，无大于此”，结论是“吾故曰： 彼平、勃者，遗其忧者也。”论说如环环相扣，层层剥笋，结构严谨而不板滞，条理清晰而有波澜。

　　苏洵这篇文章，充满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，作为“济义之术”（《权书·叙》），显然是为宋朝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，为稳定皇帝统治的正统地位服务的，自然这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追求。但是，本文“烦能不乱，肆触不流，其雄壮俊伟，若决江河而下也； 其辉光明白，若引星辰而上也” （曾巩《苏明允哀词》）的风格和写作特色，却是值得我们鉴赏的。吕祖谦在《三苏文选》中评骘苏洵《高祖》说：“此篇须看抑扬反复过接处，将无作有，以虚为实。”李方叔也以为作文须“驾空立意”，此篇恰是显例：“《高祖》论，不去吕后之意，作一段议论。当时夫子与高祖之意未必如此，皆驾空自出新意，文法最高，熟之必长于论。”这种别出机杼的笔法也是可堪借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