资治通鉴第十五卷·汉纪七

资治通鉴第十五卷·汉纪七

  起玄黓涒滩,尽柔兆阉茂,凡十五年。

  太宗孝文皇帝下前十一年(壬申,公元前一六九年)

  冬,十一月,上行幸代。

  春,正月,自代还。

  夏,六月,梁怀王揖薨,无子。贾谊复上疏曰:“陛下即不定制,如今之势,不过一传、再传,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,豪植而大强,汉法不得行矣。陛下所以为籓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,唯淮阳、代二国耳。代,北边匈奴,与强敌为邻,能自完则足矣;而淮阳之比大诸侯,廑如黑子之著面,适足以饵大国,而不足以有所禁御。方今制在陛下,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,岂可谓工哉!臣之愚计,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,而为梁王立后,割淮阳北边二、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。不可者,可徙代王而都睢阳。梁起于新郪而北著之河,淮阳包陈而南揵之江,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。梁足以扞齐、赵,淮阳足以禁吴、楚,陛下高枕,终无山东之忧矣,此二世之利也。当今恬然,适遇诸侯之皆少;数岁之后,陛下且见之矣。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;今陛下力制天下,颐指如意,高拱以成六国之祸,难以言智,苟身无事,畜乱,宿祝,孰视而不定;万年之后,传之老母、弱子,将使不宁,不可谓仁。”帝于是从谊计,徙淮阳王武为梁王,北界泰山,西至高阳,得大县四十馀城。后岁馀,贾谊亦死,死时年三十三矣。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。

  匈奴寇狄道。

  时匈奴数为边患,太子家令颍川晁错上言兵事曰:“《兵法》曰:‘有必胜之将,无必胜之民。’由此观之,安边境,立功名,在于良将,不可不择也。

  臣又闻,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:一曰得地形,二曰卒服习,三曰器用利。兵法:步兵、车骑、弓弩、长戟、矛鋋、剑楯之地,各有所宜;不得其宜者,或十不当一。士不选练,卒不服习,起居不精,动静不集,趋利弗及,避难不毕,前击后解,与金鼓之指相失,此不习勒卒之过也,百不当十。兵不完利,与空手同;甲不坚密,与袒裼同;弩不可以及远,与短兵同;射不能中,与无矢同;中不能入,与无镞同;此将不省兵之祸也,五不当一。故《兵法》曰:‘器械不利,以其卒予敌也;卒不可用,以其将予敌也;将不知兵,以其主予敌也;君不择将,以其国予敌也。’四者,兵之至要也。

  臣又闻:小大异形,强弱异势,险易异备。夫卑身以事强,小国之形也;合小以攻大,敌国之形也;以蛮夷攻蛮夷,中国之形也。今匈奴地形、技艺与中国异,上下山阪,出入溪涧,中国之马弗与也;险道倾仄,且驰且射,中国之骑弗与也;风雨罢劳,饥渴不困,中国之人弗与也;此匈奴之长技也。若夫平原、易地、轻车、突骑,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;劲弩、长戟、射疏、及远,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;坚甲、利刃,长短相杂,游弩往来,什伍俱前,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;材官驺发,矢道同的,则匈奴之革笥、木荐弗能支也;下马地斗,剑戟相接,去就相薄,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;此中国之长技也。以此观之,匈奴之长技三,中国之长技五。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,众寡之计,以一击十之术也。

  虽然,兵,凶器;战,危事也。故以大为小,以强为弱,在俛仰之间耳。夫以人之死争胜,跌而不振,则悔之无及也。帝王之道,出于万全。今降胡、义渠、蛮夷之属来归谊者,其众数千,饮食、长技与匈奴同。可赐之坚甲、絮衣、劲弓、利矢,益以边郡之良骑,令明将能知其习俗、和辑其心者,以陛下之明约将之。即有险阻,以此当之;平地通道,则以轻车、材官制之;两军相为表里,各用其长技,衡加之以众,此万全之术也。”

  帝嘉之,赐错书,宠答焉。错又上言曰:“臣闻秦起兵而攻胡、粤者,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,贪戾而欲广大也,故功未立而天下乱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,战则为人禽,屯则卒积死。夫胡、貉之人,其性耐寒;扬、粤之人,其性耐暑。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,戍者死于边,输者偾于道。秦民见行,如往弃市,因以谪发之,名曰‘谪戍’;先发吏有谪及赘婿、贾人,后以尝有市籍者,又后以大父母、父母尝有市籍者,后入闾取其左。发之不顺,行者愤怨,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,死事之后,不得一算之复,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。陈胜行戍,至于大泽,为天下先倡,天下从之如流水者,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。

  胡人衣食之业,不著于地,其势易以扰乱边境,往来转徙,时至时去。此胡人之生业,而中国之所以离南畮也。今胡人数转牧、行猎于塞下,以候备塞之卒,卒少则入。陛下不救,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;救之,少发则不足,多发,远县才至,则胡又已去。聚而不罢,为费甚大;罢之,则胡复入。如此连年,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。陛下幸忧边境,遣将吏发卒以治塞,甚大惠也。然今远方之卒守塞,一岁而更,不知胡人之能。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,且以备之,以便为之高城深堑;要害之处,通川之道,调立城邑,毋下千家。先为室屋,具田器,乃募民,免罪,拜爵,复其家,予冬夏衣、禀食,能自给而止。塞下之民,禄利不厚,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。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,以其半予之,县官为赎。其民如是,则邑里相救助,赴胡不避死。非以德上也,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;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。以陛下之时,徙民实边,使远方无屯戍之事;塞下之民,父子相保,无系虏之患;利施后世,名称圣明,其与秦之行怨民,相去远矣。”

  上从其言,募民徙塞下。

  错复言:“陛下幸募民徙以实塞下,使屯戍之事益省,输将之费益寡,甚大惠也。下吏诚能称厚惠,奉明法,存恤所徙之老弱,善遇其壮士,和辑其心而勿侵刻,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,则贫民相慕而劝往矣。臣闻古之徙民者,相其阴阳之和,尝其水泉之味,然后营邑、立城、制里、割宅,先为筑室家,置器物焉。民至有所居,作有所用。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。为置医、巫以救疾病,以修祭祀,男女有昏,生死相恤,坟墓相从,种树畜长,室屋完安。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。

 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,使五家为伍,伍有长;十长一里,里有假士;四里一连,连有假五百;十连一邑,邑有假候。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、习地形、知民心者。居则习民于射法,出则教民于应敌。故卒伍成于内,则军政定于外。服习以成,勿令迁徙,幼则同游,长则共事。夜战声相知,则足以相救;昼战目相见,则足以相识;欢爱之心,足以相死。如此而劝以厚赏,威以重罚,则前死不还踵矣。所徙之民非壮有材者,但费衣粮,不可用也;虽有材力,不得良吏,犹亡功也。

 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,臣窃意其冬来南也;壹大治,则终身创矣。欲立威者,始于折胶;来而不能困,使得气去,后未易服也。”

  错为人峭直刻深,以其辩得幸太子,太子家号曰“智囊”。

  太宗孝文皇帝下十二年(癸酉,公元前一六八年)

  冬,十二月,河决酸枣,东溃金堤,东郡大兴卒塞之。

  春,三月,除关,无用传。

  晁错言于上曰:“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,非能耕而食之,织而衣之也,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有九年之水,汤有七年之旱,而国亡捐瘠者,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,土地、人民之众不减汤、禹,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,而畜积未及者,何也?地有遗利,民有馀力;生谷之土未尽垦,山泽之利未尽出,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

  夫寒之于衣,不待轻暖;饥之于食,不待甘旨;饥寒至身,不顾廉耻。人情,一日不再食则饥,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,肤寒不得衣,虽慈母不能保其子,君安能以有其民哉!明主知其然也,故务民于农桑,薄赋敛,广畜积,以实仓廪,备水旱,故民可得而有也。民者,在上所以牧之;民之趋利,如水走下,四方无择也。

  夫珠、玉、金、银,饥不可食,寒不可衣;然而众贵之者,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藏,在于把握,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。此令臣轻背其主,而民易去其乡,盗贼有所劝,亡逃者得轻资也。粟、米、布、帛,生于地,长于时,聚于力,非可一日成也;数石之重,中人弗胜,不为奸邪所利,一日弗得而饥寒至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

  今农夫五口之家,其服役者不下二人,其能耕者不过百畮,百畮之收不过百石。春耕,夏耘,秋获,冬藏,伐薪樵,治官府,给繇役;春不得避风尘,夏不得避暑热,秋不得避阴雨,冬不得避寒冻,四时之间亡日休息;又私自送往迎来、吊死问疾、养孤长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,尚复被水旱之灾,急政暴赋,赋敛不时,朝令而暮改。有者半贾而卖,无者取倍称之息,于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责者矣。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,小者坐列贩卖,操其奇赢,日游都市,乘上之急,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,女不蚕织,衣必文采,食必粱肉;无农夫之苦,有仟伯之得。因其富厚,交通王侯,力过吏势,以利相倾;千里游敖,冠盖相望,乘坚、策肥,履丝、曳缟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,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方今之务,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,在于贵粟。贵粟之道,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,得以拜爵,得以除罪。如此,富人有爵,农民有钱,粟有所渫。夫能入粟以受爵,皆有馀者也。取于有馀以供上用,则贫民之赋可损,所谓损有馀,补不足,令出而民利者也。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,复卒三人;车骑者,天下武备也,故为复卒。神农之教曰:‘有石城十仞,汤池百步,带甲百万,而无粟,弗能守也。’以是观之,粟者,王者大用,政之本务。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,乃复一人耳,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。爵者,上之所擅,出于口而无穷;粟者,民之所种,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与免罪,人之所甚欲也;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、免罪,不过三岁,塞下之粟必多矣。”

  帝从之,令民入粟边,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。

  错复奏言:“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,甚大惠也。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,大渫天下粟。边食足以支五岁,可令入粟郡县矣;郡县足支一岁以上,可时赦,勿收农民租。如此,德泽加于万民,民愈勤农,大富乐矣。”

  上复从其言,诏曰:“道民之路,在于务本。朕亲率天下农,十年于今,而野不加辟,岁一不登,民有饥色;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。吾诏书数下,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,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。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,将何以功焉!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。”

  太宗孝文皇帝下十三年(甲戌,公元前一六七年)

  春,二月,甲寅,诏日;“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,皇后亲桑以供祭服;其具礼仪。”

  初,秦时祝官有袐祝,即有灾祥,辄移过于下。夏,诏曰:“盖闻天道,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,百官之非,宜由朕躬。今袐祝之官移过于下,以彰吾之不德,朕甚弗取。其除之!”

 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,当刑,诏狱逮系长安。其少女缇萦上书曰:“妾父为吏,齐中皆称其廉平;今坐法当刑。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,刑者不可复属,虽后欲改过自新,其道无繇也。妾愿没入为官婢,以赎父刑罪,使得自新。”

  天子怜悲其意,五月,诏曰:“《诗》曰:‘恺弟君子,民之父母。’今人有过,教未施而刑已加焉,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繇至,朕甚怜之!夫刑至断支体,刻肌肤,终身不息,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!岂为民父母之意哉!其除肉刑,有以易之;及令罪人各以轻重,不记逃,有年而免。具为令!”丞相张苍、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定律曰:“诸当髡者为城旦、舂;当黥者髡钳为城旦、舂;当劓者笞三百;当斩左止者笞五百;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、枉法、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、已论而复有笞罪皆弃市。罪人狱已决为城旦、舂者,各有岁数以免。”制曰:“可。”是时,上既躬修玄默,而将相皆旧功臣,少文多质。惩恶亡秦之政,论议务在宽厚,耻言人之过失,化行天下,告讦之俗易。吏安其官,民乐其业,畜积岁增,户口浸息。风流笃厚,禁罔疏阔,罪疑者予民,是以刑罚大省,至于断狱四百,有刑错之风焉。

  六月,诏曰:“农,天下之本,务莫大焉。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,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,其于劝农之道未备。其除田之租税。”

  太宗孝文皇帝下十四年(乙亥,公元前一六六年)

  冬,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、萧关,杀北地都尉卬,虏人民畜产甚多;遂至彭阳,使奇兵入烧回中宫,候骑至雍甘泉。帝以中尉周舍、郎中令张武为将军,发车千乘、骑卒十万军长安旁,以备胡寇;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,甯侯魏为北地将军,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,屯三郡。上亲劳军,勒兵,申教令,赐吏卒,自欲征匈奴。群臣谏,不听;皇太后固要,上乃止。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,成侯董赤、内史栾布皆为将军,击匈奴。单于留塞内月馀,乃去。汉逐出塞即还,不能有所杀。

  上辇过郎署,问郎署长冯唐曰:“父家安在?”对曰:“臣大父赵人,父徙代。”上曰:“吾居代时,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,战于巨鹿下。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。父知之乎?”唐对曰:“尚不如廉颇、李牧之为将也。”上搏髀曰:“嗟乎!吾独不得廉颇、李牧为将!吾岂忧匈奴哉!”唐曰:“陛下虽得廉颇、李牧,弗能用也。”上怒,起,入禁中,良久,召唐,让曰:“公奈何众辱我,独无间处乎!”唐谢曰:“鄙人不知忌讳。”上方以胡寇为意,乃卒复问唐曰:“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、李牧也?”唐对曰:“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,跪而推毂,曰:‘阃以内者,寡人制之;阃以外者,将军制之。’军功爵赏皆决于外,归而奏之,此非虚言也。臣大父言:李牧为赵将,居边,军市之租,皆自用飨士;赏赐决于外,不从中覆也。委任而责成功,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;选车千三百乘,彀骑万三千,百金之士十万,是以北逐单于,破东胡,灭澹林,西抑强秦,南支韩、魏。当是之时,赵几霸。其后会赵王迁立,用郭开谗,卒诛李牧,令颜聚代之;是以兵破士北,为秦所禽灭。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,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,私养钱五日一椎牛,自飨宾客、军吏、舍人,是以匈奴远避,不近云中之塞。虏曾一入,尚率车骑击之,所杀甚众。夫士卒尽家人子,起田中从军,安知尺籍、伍符!终日力战,斩首捕虏,上功幕府,一言不相应,文吏以法绳之,其赏不行,而吏奉法必用。臣愚以为陛下赏太轻,罚太重。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,陛下下之吏,削其爵,罚作之。由此言之,陛下虽得廉颇、李牧,弗能用也!”上说。是日,令唐持节赦魏尚,复以为云中守,而拜唐为车骑都尉。春,诏广增诸祀坛场、珪币,且曰:“吾闻祠官祝釐,皆归福于朕躬,不为百姓,朕甚愧之。夫以朕之不德,而专飨独美其福,百姓不与焉,是重吾不德也。其令祠官致敬,无有所祈!”

  是岁,河间文王辟强薨。

  初,丞相张苍以为汉得水德,鲁人公孙臣以为汉当土德,其应,黄龙见;苍以为非是,罢之。

  太宗孝文皇帝下十五年(丙子,公元前一六五年)

  春,黄龙见成纪。帝召公孙臣,拜为博士,与诸生申明土德,草改历、服色事。张苍由此自绌。

  夏,四月,上始幸雍,郊见五帝,赦天下。

  九月,诏诸侯王、公卿、郡守举贤良、能直言极谏者,上亲策之。太子家令晁错对策高第,擢为中大夫。错又上言宜削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。上虽不尽听,然奇其材。

  是岁,齐文王则、河间哀王福皆薨,无子,国除。

 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,言长安东北有神气,成五采,于是作渭阳五帝庙。

  太宗孝文皇帝下十六年(丁丑,公元前一六四年)

  夏,四月,上郊祀上帝于渭阳五帝庙。于是贵新垣平至上大夫,赐累千金;而使博士、诸生刺《六经》中作《王制》,谋议巡狩、封禅事。又于长门道北立五帝坛。

  徙淮南王喜复为城阳王,又分齐为六国;丙寅,立齐悼惠王子在者六人:杨虚侯将闾为齐王,安都侯志为济北王,武成侯贤为菑川王,白石侯雄渠为胶东王,平昌侯卬为胶西王,扐侯辟光为济南王。淮南厉王子在者三人:阜陵安为淮南王,安阳侯勃为衡山王,阳周侯赐为庐江王。

  秋,九月,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。平言上曰:“阙下有宝玉气来者。”已,视之,果有献玉杯者,刻曰“人主延寿”。平又言:“臣侯日再中。”居顷之,日却,复中。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,令天下大酺。平言曰:“周鼎亡在泗水中。今河决,通于泗,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,意周鼎其出乎!兆见,不迎则不至。”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,临河,欲祠出周鼎。

  太宗孝文皇帝下后元年(戊寅,公元前一六三年)

  冬,十月,人有上书告新垣平“所言谐诈也”;下吏治,诛夷平。是后,上亦怠于改正、服、鬼神之事,而渭阳、长门五帝,使祠官领,以时致礼,不往焉。

  春,三月,孝惠皇后张氏薨。诏曰:“间者数年不登,又有水旱、疾疫之灾,朕甚忧之。愚而不明,未达其咎: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?乃天道有不顺,地利或不得,人事多失和,鬼神废不享与?何以致此?将百官之奉养或废,无用之事或多与?何其民食之寡乏也?夫度田非益寡,而计民未加益,以口量地,其于古犹有馀,而食之甚不足者,其咎安在?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,为酒醪以靡谷者多,六畜之食焉者众与?细大之义,吾未得其中,其与丞相、列侯、吏二千石、博士议之。有可以佐百姓者,率意远思,无有所隐!”

  太宗孝文皇帝下二年(己卯,公元前一六二年)

  夏,上行幸雍棫阳宫。

  六月,代孝王参薨。

  匈奴连岁入边,杀略人民、畜产甚多;云中、辽东最甚,郡万馀人。上患之,乃使使遗匈奴书。单于亦使当户报谢,复与匈奴和亲。

  八月,戊戌,丞相张苍免。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,有行,欲相之,曰:“恐天下以吾私广国,久念不可。”而高帝时大臣,馀见无可者。御史大夫梁国申屠嘉,故以材官蹶张从高帝,封关内侯;庚午,以嘉为丞相,封故安侯。嘉为人廉直,门不受私谒。是时,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,赏赐累巨万。帝尝燕饮通家,其宠幸无比。嘉尝入朝,而通居上旁,有怠慢之礼,嘉奏事毕,因言曰:“陛下幸爱群臣,则富贵之;至于朝廷之礼,不可以不肃。”上曰:“君勿言,吾私之。”罢朝,坐府中,嘉为檄召通诣丞相府,不来,且斩通。通恐,入言上;上曰:“汝第往,吾今使人召若。”通诣丞相,免冠、徒跣,顿首谢嘉。嘉坐自如,弗为礼,责曰:“夫朝廷者,高帝之朝廷也。通小臣,戏殿上,大不敬,当斩。吏!今行斩之!”通顿首,首尽出血,不解。上度丞相已困通,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:“此吾弄臣,君释之!”邓通既至,为上泣曰:“丞相几杀臣!”

  太宗孝文皇帝下三年(庚辰,公元前一六一年)

  春,二月,上行幸代。

  是岁,匈奴老上单于死,子军臣单于立。

  太宗孝文皇帝下四年(辛巳,公元前一六零年)

  夏,四月,丙寅晦,日有食之。五月,赦天下。

  上行幸雍。

  太宗孝文皇帝下五年(壬午,公元前一五九年)

  春,正月,上行幸陇西;三月,行幸雍;秋,七月,行幸代。

  太宗孝文皇帝下六年(癸未,公元前一五八年)

  冬,匈奴三万骑入上郡,三万骑入云中,所杀略甚众,烽火通于甘泉、长安。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,屯飞狐;故楚相苏意为将军,屯句注;将军张武屯北地;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,次细柳;宗正刘礼为将军,次霸上,祝兹侯徐厉为将军,次棘门;以备胡。

  上自劳军,至霸上及棘门军,直驰入,将以下骑送迎。已而之细柳军,军士吏被甲,锐兵刃,彀弓弩持满,天子先驱至,不得入。先驱曰:“天子且至!”军门都尉曰;“将军令曰:‘军中闻将军令,不闻天子之诏!’”居无何,上至,又不得入。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:“吾欲入营劳军。”亚夫乃传言“开壁门”。壁门士请车骑曰:“将军约:军中不得驱驰。”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。至营,将军亚夫持兵揖曰:“介胄之士不拜,请以军礼见。”天子为动,改容,式车,使人称谢:“皇帝敬劳将军。”成礼而去。既出军门,群臣皆惊。上曰:“嗟乎,此真将军矣!曩者霸上、棘门军若儿戏耳,其将固可袭而虏也。至于亚夫,可得而犯耶!”称善者久之。月馀,汉后至边,匈奴亦远塞,汉兵亦罢。乃拜周亚夫为中尉。

  夏,四月,大旱,蝗。令诸侯无入贡;弛山泽,减诸服御,损郎吏员;发仓庾以振民;民得卖爵。

  太宗孝文皇帝下七年(甲申,公元前一五七年)

  夏,六月,已亥,帝崩于未央宫。遗诏曰:“朕闻之:盖天下万物之萌生,靡有不死。死者,天地之理,物之自然,奚可甚哀!当今之世,咸嘉生而恶死,厚葬以破业,重服以伤生,吾甚不取。且朕既不德,无在佐百姓;今崩,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,哀人父子,伤长老之志,损其饮食,绝鬼神之祭祀,以重吾不德,谓天下何!朕获保宗庙,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,二十有馀年矣。赖天之灵,社稷之福,方内安宁,靡有兵革。朕既不敏,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,惟年之久长,惧于不终。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,其奚哀念之有!其令天下吏民:令到,出临三日,皆释服;毋禁取妇、嫁女、祠祀、饮酒、食肉,自当给丧事服临者,皆无跣;绖带毋过三寸;毋布车及兵器;毋发民哭临宫殿中;殿中当临者,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,礼毕罢;非旦夕临时,禁毋得擅哭临;已下棺,服大功十五日,小功十四日,纤七日,释服。它不在令中者,皆以此令比类从事。布告天下,使明知朕意。霸陵山川因其故,毋有所改。归夫以下至少使。”乙巳,葬霸陵。帝即位二十三年,宫室、苑囿、车骑、服御,无所增益;有不便,辄驰以利民。尝欲作露台,召匠计之,直百金。上曰:“百金,中人十家之产也。吾奉先帝宫室,常恐羞之,何以台为!”身衣弋绨;所幸慎夫人,衣不曳地;帷帐无文绣;以示敦朴,为天下先。治霸陵,皆瓦器,不得以金、银、铜、锡为饰,因其山,不起坟。吴王诈病不朝,赐以几杖。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,常假借纳用焉。张武等受赂金钱,觉,更加赏赐以愧其心;专务以德化民。是以海内安宁,家给人足,后世鲜能及之。丁未,太子即皇帝位,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,皇后曰皇太后。

  九月,有星孛于西方。

  是岁,长沙王吴著薨,无子,国除。

  初,高祖贤文王芮,制诰御史:“长沙王忠,其令著令。”至孝惠、高后时,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,传国数世绝。

  孝景皇帝上

  元年乙酉,公元前一五六年

  冬,十月,丞相嘉等奏:“功莫大于高皇帝,德莫盛于孝文皇帝。高皇帝庙,宜为帝者太祖之庙;孝文皇帝庙,宜为帝者太宗之庙。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,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。”制曰:“可。”

  夏,四月,乙卯,赦天下。

  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。

  五月,复收民田半租,三十而税一。

  初,文帝除肉刑,外有轻刑之名,内实杀人;斩右止者又当死;斩左止者笞五百,当劓者笞三百,率多死。是岁,下诏曰:“加笞、重罪无异;幸而不死,不可为人。其定律:笞五百曰三百,笞三百曰二百。”

  以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,张欧为廷尉,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宗正,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。仁始为太子舍人,以廉谨得幸。张欧亦事帝于太子宫,虽治刑名家,为人长者,帝由是重之,用为九卿。欧为吏未尝言按人,专以诚长者处官;官属以为长者,亦不敢大欺。

  二年丙戌,公元前一五五年

  冬,十二月,有星孛于西南。

 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。

  春,三月,甲寅,立皇子德为河间王,阏为临江王,馀为淮阳王,非为汝南王,彭祖为广川王,发为长沙王。

  夏,四月,壬午,太皇太后薄氏崩。

  六月,丞相申屠嘉薨。时内史晁错数请间言事,辄听,宠幸倾九卿,法令多所更定。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,疾错。错为内史,东出不便,更穿一门南出。南出者,太上皇庙堧垣也。嘉闻错穿宗庙垣,为奏,请诛错。客有语错,错恐,夜入宫上谒,自归上。至朝,嘉请诛内史错。上曰:“错所穿非真庙垣,乃外耎垣,故冗官居其中;且又我使为之,错无罪。”丞相嘉谢。罢朝,嘉谓长史曰:“吾悔不先斩错乃请之,为错所卖。”至舍,因欧血而死。错以此愈贵。

  秋,与匈奴和亲。

  八月,丁未,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。丁巳,以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。

  彗星出东北。

  秋,衡山雨雹,大者五寸,深者二尺。

  荧惑逆行守北辰,月出北辰间;岁星逆行天廷中。

  梁孝王以窦太后少子故,有宠,王四十馀城,居天下膏腴地。赏赐不可胜道,府库金钱且百巨万,珠玉宝器多于京师。筑东苑,方三百馀里,广睢阳城七十里,大治宫室,为复道,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馀里。招延四方豪俊之士,如吴人枚乘、严忌,齐人羊胜、公孙诡、邹阳,蜀人司马相如之属皆从之游。每入朝,上使使持节以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。既至,宠幸无比,入则侍上同辇,出则同车,射猎上林中。因上疏请留,且半岁。梁侍中、郎、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,与汉宦官无异。

  《资治通鉴第十五卷》译文

  汉纪七 汉文帝前十一年(壬申,公元前169年)

  冬季,十一月,文帝巡行代国;春季,正月,文帝自代国返回长安。

  夏季,六月,梁怀王刘揖去世,他没有儿子。贾谊再次上疏说:“陛下如果不确立制度,从如今的趋势来看,封国不过传了一代或者两代,诸侯尚且自行其事不受朝廷节制,再扩张强大,朝廷的法度就没有办法实行了。陛下当做屏障和皇太子所能仗恃的,只有淮阳国、代国两个封国罢了。代国,北部与匈奴相接,与强敌为邻,能自我保全就足够了;淮阳国与那些强大的诸侯国相比,仅仅像一个黑痣附着在脸上一样,它恰恰只能诱发大国吞并的欲望,而无力对大国有所牵制。现在权在陛下手中;封立王国却使自已儿子的封国小得只能做被人吞并的诱饵,怎能说设计得好呢!我有个愚笨的计谋,请皇帝把原属淮南国的封地,全划归淮阳国,使淮阳国增大,并且为梁王立继承人,把淮阳北边的两三个城和东郡划归梁国,以扩大梁国的封地。如果不妥,可以把代王改封为梁王,而以睢阳为都城。梁国封地起于新而北面直达黄河,淮阳国的封地囊括了原来陈国的全境并且南部直达长江,那么其他大诸侯国有二心的,也胆战心惊不敢图谋反叛朝廷了。梁国足以阻止齐国和赵国,淮阳国足以禁制吴国和楚国,陛下可以垫高枕头安睡,再没有对崤山以东的忧虑了。这可使两代君主安享太平。现在安然无事,是因为恰巧诸侯王都还年幼,几年之后,陛下就会看见诸侯王带来的危机了。秦始皇日日夜夜苦心劳力以铲除六国之祸;而现在陛下牢牢地控制着天下,一举一动都能如意,却高拱两手安坐,造成新的六国之祸,就难说您有智谋。即便是终您一生太平无事,但却留下了祸乱的根源,对这些危机早就看到了却不去解决,待您百年之后,把危机留给了年迈的老母,幼稚的弱子,使 他们不得安宁,不能说您是仁者。”文帝于是采纳了贾谊的计策,把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,梁国封地北以泰山为界,西至高阳,共有大县四十多个。又过了一年多,贾谊死去了,死时年仅三十三岁。

  文帝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。

  匈奴侵犯狄道。

  当时,匈奴经常挑起边境战争,太子家令颍川人晁错向文帝上书,谈论战争问题说:“《兵法》说:‘有战无不胜的将军,没有战无不胜的民众。’由此看来,安定边境,建立功名,关键在于良将,不可不慎重地选择良将。

  “臣又听说:在战场上与敌人交锋,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:一是占据有利地形,二是士兵训练有素,三是武器精良。按照《兵法》所说,步兵、车骑兵、弓弩、长戟、矛铤、剑盾等不同的兵种和武器,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地形,各有所长;如果战场地形不利于发挥军队和武器的长处,就可能出现十个士兵不如一个士兵的情况。士兵不经过挑选,军队缺乏训练、起居管理混乱,动静不一致,胜利进攻时跟不上,退避危难时不能一致行动,前军已经刀兵相接,后军却仍松松垮垮,士兵不能随着鸣金击鼓进退,这是不训练军队的错误,这样的军队,一百个人不抵十个用。士兵手中的兵器不齐备不锋利,与徒手作战一样;将士身上的盔甲不坚固,与脱衣露体一样;弩箭射不到远处,与短兵器一样;射不中目标,与没有箭一样;箭虽然射中目标却射不进敌人身体,就与没有箭头一样。这是将领不检查武器导致的祸患,这样的军队,五个人不抵一个用。所以《兵法》说:‘器械不锋利,是把士卒奉送给敌人;士卒不听号令,是把统兵将领奉送给敌人;将领不懂兵法,是把他的君主奉送给敌人;君主不精心选择将领,是把国家奉送给敌人。’这四点,是用兵最重要的关键。

  “臣又听说:在用兵时,依据交战双方国家大小不同、强弱不同和战场地形险峻平缓的不同,应采取不同的对策。自我贬抑,去侍奉大国,这是小国应采取的方法;如果与敌方不分强弱,就应联合其他小国对敌作战;利用蛮夷部族去进攻蛮夷部族,这是中原王朝应该采取的战略。现在匈奴的地形、军事技术与中原有很大不同:奔驰于山上山下,出入于山涧溪流,中原的马匹不如匈奴;在危险的道路上,一边策马奔驰一边射击,中原的骑射技术不如匈奴;不畏风雨疲劳,不怕饥渴,中原将士不如匈奴人;这是匈奴的优势。如果到了平原、地势平缓的地方,汉军使用轻车和骁勇的骑兵精锐,那么匈奴的军队就很容易被打乱;汉军使用强劲的弓弩和长戟,箭能射得很远,长戟也能远距离杀敌,那么匈奴的小弓就无法抵御;汉军身穿坚实的铠甲,手中有锋利的武器,长兵器与短兵器配合使用,弓箭手机动出击,兵按什伍编制统一进攻,匈奴的军队就不能抵挡;有勇力的弓箭手,以特制的好箭射向同一个目标,匈奴用皮革和木材制造的防御武器就会失效;下马在平地作战,剑戟交锋,近身搏斗,匈奴人的脚力就不如汉军;这是中原的军事优势。由此看来:匈奴有三项优势,汉军有五项优势;陛下又动用了数十万军队,去攻伐只有数万军队的匈奴,从兵员数量计算,这是以一击十的战术。士

  “尽管如此,刀兵是不祥之物,战争是凶险之事;由大变小,由强变弱,瞬息之间就会发生。用人的生死去决胜负,失利就难以重振国威,后悔都来不及了。英明的君主在决策时,应立足于万无一失。现在已归降朝廷的胡人、义渠、蛮夷等,部众达数千人,他们的饮食习俗、善于骑射的特长,都与匈奴一样。赐给他们坚固的铠甲、绵衣、强劲的弓,锋利的箭,再加上边境各郡的精崐锐骑兵,起用通晓兵法并了解蛮夷部族风俗习惯,能笼络其人心的将领,用陛下明确的约定统率他们。如果遇到险阻,就让这些人冲锋陷阵;在宽阔的平野,就用战车、步兵去制服敌人;两支军队互为表里,各自发挥他们的优势,再加上以众击寡,这是万无一失的战略。”

  文帝很赞赏他的意见,赐给晁错一封复信,以表示宠信。

  晁错再一次上书说:“臣听说秦起兵攻打匈奴和百越,不是为了保卫边境安宁、防止人民死于战争,而是残暴贪婪,要想扩大它的疆域,所以,功业没有建立,天下已经大乱。而且如果用兵而不了解敌人的虚实强弱,进攻就会被敌人所俘虏,屯守就会被敌人所困死。北方的胡人和貉人,生性耐寒;南方扬、粤一带的人,生性耐暑。秦朝的戍卒不服南北两地的水土,戍守边疆的死在边境,输送给养的死于路上。秦朝百姓被征发当兵,就如同去刑场被处死,于是秦王朝就征发犯罪的人去戍边,称作‘谪戍’。先是征发犯罪的官吏以及赘婿和商人充军,后来又扩大到曾有市籍经过商的人,然后又扩大到祖父母、父母曾有市籍经过商的人,最后强迫居住于闾左按规定不负担兵役的人,也去当兵。胡乱征发,被强迫当兵的人都心怀愤恨,他们遭受必死无疑的厄运,朝廷 却不给以丝毫的报偿,死于战场,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国家免收一算赋税的回报,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秦的暴政祸及自己。陈胜前去戍边,来到达大泽乡,首先为天下人做出了反秦的表率。天下人响应陈胜,如同流水下泄势不可挡,这是秦以严威强制征兵的恶果。

  “匈奴人的衣食来源,不依靠土地,所以经常扰乱边境,往来转移,有时入侵,有时撤走;这是匈奴人的谋生之业,却使中原汉人离开了农田。现在匈奴人经常在边界一带放牧、打猎,察看汉军守边士兵的状况,发现汉军人少,就会入侵。如果陛下不发兵救援,边境百姓不能指望朝廷的救兵,就会萌发投降敌人的念头;如果陛下发兵救援,发兵太少就不起作用,多发援兵,来自于远方的各县援兵刚刚到达,匈奴军队又已撤走了。不撤走聚集在边境的大量军队,军费开支太大;撤走援兵,匈奴人又乘虚而入。这样连年折腾,那么中原地区就会陷入贫困,百姓无法安居乐业了。幸得陛下担忧边境问题,派遣将吏发兵加强边塞防务,这是对边境百姓的很大恩惠。但是现在远方的士兵驻防边塞,一年轮换一批,不了解匈奴人的本领。不如选常居的人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,并且用于防御匈奴入侵,利用有利地势建成高城深沟;在战略要地、交通要道,规划建立城镇,规模不小于千户人口。官府先在城中修建房屋,准备农具,再召募百姓来边城居住,赦免罪名,赏给爵位,免除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,并向他们提供冬夏季衣服和粮食,直到他们能生产自足时为止。如果崐不给边塞民众优厚的利禄,就无法使他们长期定居在这片危险困苦的土地上。匈奴入侵,有人能从匈奴手中夺回所掠财物,就把其中的一半给他,由官府为他赎买。边塞的百姓得到这样的待遇,就会邻里街坊相互救援帮助,冒死与匈奴搏斗。他们这样做,并不是对皇帝感恩戴德想有所报答,而是要想保全亲戚邻居,贪恋财产;与那些不了解本地地形并且对匈奴心怀畏惧的东方戍卒相比,他们防御匈奴的功效要高出一万倍。在陛下当政之时,迁徙百姓以充实边防,使远方没有屯戍边境的徭役;而边塞的居民,父子相互保护,免受被匈奴俘虏的苦难;陛下这样做,利益传到后世,得到圣明的名声,这与秦征发满怀怨恨的百姓去戍守边疆,是不能相比的。”

  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,招募百姓迁往边塞定居。

  晁错再次上书说:“陛下召募迁徙的百姓以充实边塞,使屯戍的徭役越发减省,运输费用更加减少,这是对百姓很大的恩惠。下级官吏的表现如果真能与陛下对百姓的厚惠相称,遵奉陛下的法令,对迁来的应募百姓,照顾其中的老弱,厚待其中的壮士,争取他们的拥护而不去欺凌他们,使先来的人安居乐业而不思念自己的故乡,那么贫民就会感到羡慕,相互劝勉前往边塞了。臣听说古代明君迁徙百姓,要先察看当地是否阴阳调和,品尝水泉是否甘美可口,然后再营造集镇、修筑城池,设计乡里、划分住宅地,先为百姓修筑房屋,配置器物,百姓到达后有可居住的房屋,有可使用的器物。这正是百姓不留恋故乡而相互勉励迁往新居的原因。官府在迁徙的新居住区设置医生、巫神,为百姓医治疾病,主持祭祀。百姓得以男女婚配,生老病死相互照顾,坟墓相互依靠,栽种树木,喂养六畜,屋房完备安全。这样做正是为了让百姓乐于长期定居此地。

  “臣又听说古代明君为了防御敌人入侵,在沿边境的各县创设如下建制:每五家为一伍,设置伍长;每十个伍的民户为一里,里设置有假士;每四里为一连,连有假五百;每十连为一邑,邑设置假候,都选择邑中贤才里有保护能力、熟悉地形、了解民心的人担任这些职务;安居本地就教民众学习射箭,出临边境就教民众学习防御敌人。军事编制形成于内,军事政令就能在外有效地发挥作用。百姓训练有素,不许他们随便迁移,年幼时一同玩乐,成年后共事。夜间战斗,只要听到声音就能互相了解,足以相互救援;白天作战,只要看见,就足以相互识别;友爱之心,足以使他们生死与共。在此基础上,朝廷再以厚赏奖励,以重罚威逼,百姓就会前仆后继,勇往直前了。所迁徙的百姓如果不是强壮有力的人,只能虚耗衣服粮食,不能用于充实边防;百姓虽然强壮有力,但如果没有好官去治理,也不会有功效。

  “陛下拒绝与匈奴和亲,我私下估计他们冬季会向南进犯;边境一旦大治,就可以重创匈奴,使他们终身不振恢复不了元气。如果想树立汉朝廷的威名,就应该在秋季匈奴刚纵兵入侵时就给以痛击;假若匈奴来犯而不能打败他们,使他们得志而去,以后就不容易降服了。”

  晁错为人刚直而又严峻苛刻,因辩才而得到太子的宠信,太子家里称他为“智囊”。

  前十二年(癸酉,公元前168年)

  冬季,十二月,黄河在酸枣县决口,向东冲溃了金堤,淹没东郡;朝廷大量征发士卒堵塞决口。

  春季,三月,朝廷宣布废止关隘检查制度,吏民出行不必带证明身份的符传。

  晁错对文帝说:“英明的君主在位,百姓不受饥寒的折磨,这并不是君主能亲自耕作供给百姓食物,亲自织布为百姓做衣服,而是君主为百姓开辟了生财之路。所以尧遇到九年的大涝灾,商汤七年的大旱灾,而全国并没有被抛弃的病饿者,其原因就在蓄 积多而预先做了充分的准备。现在海内大一统,土地之广、人口之众,不亚于商汤和夏禹时代,再加上没有持续几年的旱涝天灾,但蓄 积却没有那时多,原因何在?是因为土地还有余力没有利用,百姓还有余力没有发挥;可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,山林川泽的财富还没有全部开发,不从事生产而消耗粮食的游民还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生产。

  “严寒之时人们急需衣服,不求轻暖,能御寒就穿;饥饿时急需食品,不求香甜可口,能充饥就吃。饥寒临身,人们顾不得讲究廉耻。人之常情,一天不吃两餐就会挨饿,一年不做衣服就会挨冻。如果腹中饥饿却得不到食物,肌肤寒冷却得不到衣服,即便是慈父也不能保有他的儿子,君主怎么能够控制住他的百姓呢!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,所以引导百姓从事农桑耕织,少收赋税,多搞蓄积,用来充实府库,防备旱涝灾害,所以才能稳定对百姓的统治。百姓的善恶,就看君主如何去诱导、统治他们;百姓追求财利,就如同水只会向下流而不选择方向一样。

  “珠、玉、金、银等物品,饿的时候不能吃,冷的时候不能穿;但是大家都把它们视为珍宝,原因就在于君主使用它们。这些东西轻又小便于收藏,只要拿着握于手掌中的那么一点,就可以周游天下而不受饥寒之苦。这可以使臣子轻易地背叛他的君主,使百姓轻易地离开故乡,刺激了盗贼的贪欲,使逃亡者得到轻便 的资财。粟、米、布、帛等物,产于土地,按时成长,投入很多人力,不是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;重达数石的粟、米、布、帛,价值有限,一个体力中等的人却已无法搬运,它不会成为资贼劫夺的目标,但人们一天得不到它们,就得忍受饥寒。所以英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。

  “现在家中有五口人的农民家庭,为官府服徭役的不少于两个人,能耕种的土地不过一百亩,百亩土地的收获量不超过一百石。农民春季耕种,夏季锄草,秋季收获,冬季贮藏,砍柴,修缮官府房屋,服徭役;春天不能避风尘,夏天不能避暑热,秋天不能避阴雨,冬天不能避严寒,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日子;还有民间的人情往来,吊唁死者慰问病人、赡养父母、哺育子女等负担,也得从一百石的收获物中支付。农民如此勤劳困苦,还要再蒙受旱涝灾害,官府政令严苛而赋税繁重,不按规定时间征收赋税,早上发布的政令晚上又有变化。农民家中有资财的,以半价折卖,家中贫穷的,只好去借利息双倍的高利贷,于是就有人卖土地房宅、卖妻卖子以偿还债务了。而那些行商坐贾,实力大的积贮钱财发放双倍利息的高利贷,实力小的坐在市肆中作买卖,依靠手中囤积的物品,每天游荡在都市之中,得知皇帝急需某种物品,就把价格提高到两倍以上。所以商人男的不去耕田耘草,女的不去养蚕纺织,但穿衣服却非穿华丽的绸缎不可,吃饭非吃好米好肉不可。商人不受农民那样的辛苦,却可以得到很多钱财。商人依仗手中大量的钱财,与王侯显贵结交,势力超过了一般官员,于是以财利进行倾轧;商人到千里之外遨游,车子在路上前后相望,络绎不绝。他们乘坐着坚实的车子,鞭策着肥马,踏着丝制的鞋子,穿着精美的白色绸缎衣服。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、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。

  “现在的当务之急,没有比使百姓从事农耕更重要的了。要想使百姓务农,关键在于使全社会把粮食看成为珍宝;使全社会把粮食看做珍宝的方法,在于朝廷 把粮食作为奖惩手段统治百姓。可以召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,用以购买爵位免除罪名。这样,富人可以拥有爵位,农民可以得到钱,粮食就不会被屯积。那些能够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的人,都是粮食有余的,收取余粮供给国家使用,就可以减少对贫困百姓收取的赋税,这就是所说的‘损有余,补不足’,政令一公布就可以给百姓带来利益。现行的律令规定:有一匹战马的人家,可免除三人的兵役;战马,是天下的重要军事装备,所以给予免除兵役的优待。神农的教令说:‘有高达十仞的石砌城墙,有宽达一百步的滚沸的护城河,有一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,但没有粮食,那无法守住城池。’由此看来,粮食是君主的重要资本,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所在。现在百姓缴纳粮食要得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,才能免除一人的兵役,这与对有战马的人的优待相比较,差得太远了。封爵的权力,是君主所专有的,由口而出可以无穷无尽;粮食,是百姓所种的,生长于土地而不会缺乏。得到高等爵位和免除罪名,是天下百姓最迫切的欲望;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,以换取爵位、免除罪名,不用三年时间,边塞的粮食储备就必定会很多了。”

  文帝采纳晁错的意见,下令规定:百姓输送粮食到边塞,依据输送粮食的多少,分别授给高低不同的爵位。

  晁错又上奏说:“陛下降恩,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,以授给爵位,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。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,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。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,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;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,可以随时下诏书,不收农民的土地税。这样,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,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,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。”

  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,下诏说:“引导百姓的正确道路,在于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。朕亲自率领天下人务农耕种,至今已有十年了,但荒地的开垦没有增加,一年收成不好,百姓就有饥饿之色;这是从事农耕的人还不多,而官吏没有切实发展农业。朕屡次颁下诏书,每年都鼓励百姓种植,至今未见成效,这就证明官吏没有认真地执行诏令去勉励百姓。况且朕的农民生活很苦而官吏并不去照顾他们,又怎么能勉励他们从事农业呢!今年把原定征收的土地税的的一半赐给农民。”

  前十三年(甲戌,公元前167年)

  春季,二月,甲寅(十六日),文帝下诏说:“朕亲自率领天下臣民进行农耕,供应宗庙祭祀的粮食,皇后亲自采桑养蚕,供应祭祀的祭服;制定有关此事的礼仪!”

  当初,秦朝的祝官中有秘祝,一旦出现了灾异,就把造成过失的责任从皇帝身上移到臣子身上。夏季,文帝下诏书说:“朕听说天之道,祸从怨而起,福由德而兴,百官的过失,都应该由朕一人负责。现在秘祝官员把过失的责任推给臣下,是显扬了朕的失德,朕很不赞成。应予废除!”

  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,当处以肉刑,被逮捕拘压在长安诏狱。他的小女儿缇萦向皇帝上书说:“我父亲做官,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;现在他犯了罪,按法律应判处肉刑。我感到悲痛伤心的是,死人不能复生,受刑者残肢不能再接,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,也没有办法了。我愿意没入官府做官婢,以抵赎我父亲该受的刑罚,使他得以改过自新。”

  文帝很怜悯和同情缇萦的孝心,五月,下诏书说:“《诗经》说‘开明宽厚的君主,是爱护百姓的父母。’现在人们有了过错,还没有加以教育就处以刑罚,有的人想改变行为向善,也无路可走了,朕很怜惜!肉刑的残酷,以至于切断人的肢体,摧残人的皮肉,使人终生无法生育,这是多么残酷和不合道德!难道这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!应该废除肉刑,用别的惩罚去代替它;此外,应规定犯罪的人各依据罪名的轻重,只要不从服刑的地方潜逃,服刑到一定年数,就可以释放他。制定出有关的法令!”

  丞相张苍、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制定这样的法律条文:“原来应判处髡刑的,改为罚作城旦和城旦舂;原来应判处黥髡刑的,改作钳为城旦、钳为城旦舂;原来应判处劓刑的,改为笞三百;原来应判处斩左脚的,改为笞五百;原来崐判处斩右脚以及杀人之后先去官府自首的,官吏因受贿、枉法、监守自盗等罪名已被处置但后来又犯了应判处笞刑的,全都改为公开斩首。罪犯已被判处为城旦、城旦舂的,各自服刑到一定年数后赦免。”文帝下达批准文书:“同意。”

  这一时期,文帝自身谦逊自守,而将相大臣都是老功臣,少文采而多质朴。君臣以导致秦灭亡的弊政为鉴诫,论议国政讲究以宽厚为本,耻于议论别人的过失;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,改变了那种互相检举、攻讦的风俗。官吏安于自己的官位,百姓乐于自已的生业,府库储蓄每年都有增加,人口繁衍。风俗归于笃实厚道,禁制法网宽松,有犯罪嫌疑的,从宽发落,所以,刑罚大量减少,甚至一年之内全国只审判了四百起案件,出现了停止动用刑罚的景象。

  六月,文帝下诏书说:“农业,是天下的根本,没有什么事情比农业更为重要。现在那些辛苦勤劳的农民,还要缴纳租税,这样做,使从事农耕本业和从事工商末业的人没有区别,说明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不完备,应当免除农田的租税!”

  前十四年(乙亥,公元前166年)

  冬季,匈奴老上单于用十四万骑兵攻入朝那县和萧关,杀了北地郡都尉孙,掳掠了许多百姓和牲畜财产;匈奴骑兵直抵彭阳县境,并派一支奇兵深入腹地烧了回中宫,侦察骑兵一直到了雍地的甘泉宫。文帝任命中尉周舍、郎中令张武为将军,征发一千辆战车、十万骑兵驻扎在长安附近,以防御匈奴进攻;文帝又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,宁侯魏为北地将军,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,分别率军屯守上郡、北地郡和陇西郡。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,操演军队,颁布军事训令,奖赏将士,准备亲自统兵去征伐匈奴。群臣劝阻他亲征,文帝不从;皇太后坚决阻止,文帝才打消了统兵亲征的念头。于是文帝任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,成侯董赤、内史栾布为将军,迎击匈奴。匈奴单于在汉塞之内活动了一个多月,才撤退出塞。汉军把匈奴驱逐出边塞之外,就撤兵回境,未能对匈奴有所杀伤。

  文帝乘辇车经过中郎的官府,问郎署长冯唐说:“您老人家原籍是何处?”冯唐回答说:“我的祖父是赵国人,父亲迁居代国。”文帝说:“我在代国时,我的尚食监高祛多次对我称赞当年赵国将军李齐的贤能,讲述他与秦兵大战于钜鹿城下的事情。现在,我每次吃饭,心思没有不在钜鹿的时候。老人家您知道吗?”冯唐回答说:“李齐还不如廉颇、李牧为将带兵的本领大。”文帝拍着大腿说:“唉!我偏偏得不到谦颇、李牧那样的人做将军!有了这样的将军,我难道还担忧匈奴的入侵吗!”冯唐说:“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、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。”

  文帝大怒,起身返回宫中,过了许久,召见冯唐,责备说:“您为什么要当众侮辱我,难道没有适当的机会吗!”冯唐谢罪说:“我是个乡鄙之人,不懂得忌讳。”文帝正在担忧匈奴的入侵问题,于是终于再问冯唐说:“您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和李牧呢?”冯唐回答说:“我听说上古明君派遣将军出征时,跪着推将军的车辆前行,而且说:‘国门之内的事,由我来决定;国门以外的事情,请将军裁决。’一切军功、封爵、奖赏的事都由将军在外面决定,回国后再奏报君主。这并不是虚假的传言。我的祖父说:李牧为赵国将军,驻守边境时,把从军中交易市场上收得的税收,都自行用于犒劳将士;赏赐都由将军在外决定,不必向朝廷请示批准。对他委以重任而责令成功,所以李牧才能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干;他率领着精选出来的一千三百辆战车、一万三千名善于骑射的骑兵,十万训练有素的将士,所以能够在北方驱逐匈奴,击败东胡,消灭澹林,在西方抑制了强大的秦国,在南方抵御了韩国和魏国;在那个时候,赵国几乎成为一个霸主之国。后来,恰 逢赵王赵迁继位,他听信郭开的谗言,终于诛杀李牧,命令颜聚代替李牧而统兵;正因为如此,赵国军队溃败,将士逃散,被秦军消灭。现在我私下听说魏尚担任云中郡郡守时,把军中交易市场所得的税收全都用来犒劳士卒,还用自已的官俸钱,每五天宰杀一头牛,自已宴请宾客、军吏和幕僚属官,因此,匈奴远避,不敢接近云中边塞。匈奴曾经入侵云中郡一次,魏尚率领车骑部队出击,杀了很多匈奴人。那些士兵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,从田间出来参军从征,怎能知道‘尺籍’‘伍符’之类的军令军规!整日拼死战斗,斩敌首级,捕获俘虏,在向幕府呈报战果军功时,只要一个字有出入,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员,就引用军法来惩治他们,他们应得到的赏赐就被取消了;而那些官吏所奉行的法令却必须执行。我认为陛下的赏赐太轻,而惩罚却太重。而且云中郡守魏尚因为上报斩杀敌军首级的数量差了六个,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治罪,削去他的爵位,判罚他做一年的刑徒。由此说来,陛下即使得到廉颇、李牧,也不能任用啊!”文帝高兴地接受了冯唐的批评。当天,就令冯唐持皇帝信节去赦免魏尚,重新任命魏尚做云中郡守,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。

  春季,文帝诏令扩大祭祀的场所,增加祭祀所用的玉和币帛,并且说:“朕听说祠官在祭祀的祈福祷告中,都将福归于朕个人,而没有为百姓祈福,朕对此很感惭愧。以朕这样的失德之人,独享神灵的福荫,而百姓们却不能分享,这是加重朕的过失。此后祠官在祭祀祷告时,不要再为朕个人祈祷祝福!”

  这一年,河间王刘辟强去世。

  当初,丞相张苍认为汉朝得“五行”中的水德。鲁国人公孙臣认为汉朝当属土德,与土德相应,应该出现黄龙;张苍认为公孙臣说的不对,不采纳崐他的观点。

  前十五年(丙子,公元前165年)

  春季,成纪县出现了黄龙。文帝召见公孙臣,任命他为博士,与其他学者论证汉得土德的观点,草拟改换历法和改变服色的方案。张苍从此自动黜退。

  夏季,四月,文帝第一次亲自前往雍地,对五帝庙行郊祭之礼,并且宣布大赦天下。

  九月,文帝下诏,令诸侯王、公卿、郡守举荐贤良、能直言极谏的人,皇帝亲自策问考试。太子家令晁错的对策为高等,文帝提升他为中大夫。晁错又上书文帝,谈论应该削减诸侯王的实力以及应该改的法令,上书共计三十篇。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用他的意见,却对他的才能另眼相看。

  这一年,齐王刘则、河间王刘福去世,都无子,封国被废除。

  赵国人新垣平自称善于“望气”,得以进见文帝。他说长安东北有神,结成五彩之气。于是文帝下令在渭阳修建五帝庙。

  前十六年(丁丑,公元前164年)

  夏季,四月,文帝在渭阳五帝庙郊祭五帝。这时,文帝宠贵新垣平,封为上大夫,赏赐黄金累计一千斤;文帝还让博士、诸生杂采《六经》中的记载,汇集成《王制》,谋划议论巡狩、封禅等事。又在长门亭的道北设立了五帝坛。

  文帝把淮南王刘喜再次封为城阳王。又把齐国分立为六国。丙寅(十七日),文帝封立齐悼惠王在世的六个儿子为王: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,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,武成侯刘贤为川王,白石侯刘雄渠为胶东王,平昌侯刘为胶西王,侯刘辟光为济南王。文帝封立淮南厉王在世的三个儿子为王: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,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,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。

  秋季,九月,新垣平指使人携带玉杯到皇宫门前上书,献宝给文帝。新垣平对文帝说:“宫门前有一股宝玉之气移来。”过了一会,前去查看,果然有人来献玉杯,杯上刻有“人主延寿”四字。新垣平又说:“我算出今天太阳将再次出现在中天。”过了一会儿,太阳向东退行,再次到达中天。于是,决定把文帝在位的第十七年改称为元年,并特许天下人聚会痛饮,以示庆贺。新垣平说:“周朝的大鼎沉没在泗水中。现在黄河决口,与泗水相连通,我看东北正对着汾阴有金宝之气,估计周鼎可能会出世吧!它的征兆已经出现了,如果不去迎接,周鼎是不会来的。”这个时候,文帝派人在汾阴修庙,南面靠崐近黄河,想要通过祭祀求得周鼎出世。

  后元年(戊寅,公元前163年)

  冬季,十月,有人向文帝上书,检举新垣平“所说的一切都是诈骗”,文帝命令司法官员审查,最后,新垣平被诛灭三族。从此之后,文帝对于改变历法、服色及祭祀鬼神的事,也就疏怠了,立于渭阳、长门的五帝庙,隶属于祠官管理,由祠官按照季节时令祭祀,文帝自己不再去了。

  春季,三月,孝惠帝的张皇后去世。

  文帝下诏说:“近来连续几年歉收,又有旱涝和疾病的灾害,朕十分担忧。朕愚蠢而不聪明,不知道出现这些灾害的祸根是什么:或许是朕治国有失误、行为有过错吗?是天道不顺,或者是不得地利,人事多有失和,没有供奉鬼神吗?为什么会这样呢?或者是废弃了百官的奉养,所兴办的无用之事太多了吗?为什么百姓缺乏粮食充饥呢?估计土地没有比以前减少,而统计百姓的人口也没有比以前增加,按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来计算,现在比古代还要多;但百姓的粮食却严重缺乏,造成这种失误的根源在哪里?莫非是由于百姓之中从事工商末业而损害农耕本业的人多,造酒大量耗费了粮食,六畜吃得太多了吗?这些大大小小的原因,我不知道哪个是最主要的,可以由丞相、列侯、二千石官员、博士共同议论这个问题,有能够帮助百姓的意见,可按照各自的思路,去做深远的探讨,无所隐瞒地全都告诉我!”

  后二年(己卯,公元前162年)

  夏季,文帝前往雍地的阳宫。

  六月,代王刘参去世。

  匈奴连年入寇边境,杀害、掳掠了许多百姓及其牲畜财产,云中郡和辽东郡所受侵害最为严重,受害人数每郡多达一万余人。文帝担忧匈奴的入侵,就派使臣给匈奴送去书信,匈奴单于也派一位当户来汉朝廷 答谢,汉与匈奴恢复了和亲关系。

  八月,戊戌(疑误),文帝罢免了丞相张苍的职务。文帝因为皇后的崐弟弟窦广国贤能,品行好,想任命他为丞相,说:“恐怕天下人会以为我偏爱窦广国。”考虑很久,认为不能用他为丞相,而高帝时代的大臣,现在健在的人中,又没有能胜任丞相职务的人。御史大夫梁国人申屠嘉,当年曾以步兵强弩射手的身份跟随高帝征战,封为关内侯;庚午(初四),文帝任命 申屠嘉为丞相,封为故安侯。申屠嘉为人廉洁正直,在家中不接见私人拜谒的人。当时,太中大夫邓通正得皇帝宠幸,赏赐的财物累计万万钱;文帝曾在他家中欢宴饮酒,宠幸的程度无人能够相比。申屠嘉曾来朝见文帝,见到邓通正在文帝身边,礼节很简慢。申屠嘉奏报完了政事,就说:“陛下如果宠信亲近臣子,可以让他富贵,至于朝廷之礼,却不能不整肃。”文帝说:“你不必说了,我私下会告诫他。”散朝之后,申屠嘉坐在丞相府中,用公文召邓通来丞相府。邓通不来,申屠嘉便要斩杀邓通。邓通很恐惧,进宫去告知文帝,文帝说:“你只管前去,我会派人召你。”邓通来到丞相府,摘下帽子,赤着双脚,向申屠嘉叩头请罪。申屠嘉坐着,安然自若,不予礼待,责备说:“朝廷,那是高皇帝的朝廷。你邓通只不过是一个小臣,意在殿上戏闹,这是大不敬之罪,该判处斩首。来人!立即把邓通处斩!”邓通吓得一再磕头,磕得头到处流血,申屠嘉仍不表示宽恕。文帝估计丞相已让邓通吃了苦头,就派使者持皇帝信节前来传唤邓通,并且转达文帝向丞相表示歉意的话:“这个人是我所戏弄的昵臣,您就赦免了他吧!”邓通回到宫中,哭着对文帝说:“丞相差一点杀了我!”

  后三年(庚辰,公元前161年)

  春季,二月,文帝前往代国。

  这一年,匈奴老上单于死,其子军臣单于继位。

  后四年(辛巳,公元前160年

  夏季,四月,丙寅晦(疑误),出现了日食。

  五月,文帝宣布大赦天下。

  文帝前往雍县。

  后五年(壬午,公元前159年)

  春季,正月,文帝前往陇西郡;三月,文帝前往雍县;秋季,七月,文帝前往代国。

  后六年(癸未,公元前158年)

  冬季,匈奴三万骑兵入侵上郡,三万骑兵入侵云中郡,杀害和掳掠了很多军民,报警的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和长安城。朝廷 任命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崐将军,率军屯守飞狐;任命原楚相苏意为将军,守句注;命将军张武屯守北地郡;命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,驻扎细柳;命宗正刘礼为将军,驻扎霸上;命祝兹侯徐厉为将军,驻扎棘门,以防备匈奴。文帝亲自犒劳军队,到达驻扎霸上和棘门的军营时,文帝一行人直接驰马进入营垒,将军和他的部属都骑着马迎送文帝出入。接着文帝到达细柳的军营,只见将士们身披铠甲,手执锋利的武器,张满弓弩。文帝的先导队伍到达,不能进入军营。先导说:“天子马上就到了!”把守军门的都尉说:“将军命令说:‘军中只听将军的号令,不听天子的诏令。’”过了一会,文帝来到,也不能进入军营。于是文帝便派使者持节诏告将军:“朕想进入军营慰劳军队。”周亚夫才传达军令说:“打开军营大门。”守卫军营大门的军官向皇帝的车马随从说:“将军有规定:在军营内不许策马奔跑。”文帝一行人便拉着马缰绳缓慢地前进。来军营中,周亚夫手执兵器对着文帝拱手作揖说:“身上穿着盔甲的武士不能下拜,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陛下。”文帝被打动了,面容变得庄重肃穆,手扶车前的横木,向军营将士致意,并派人向周亚夫表示谦意,说:“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。”完成了劳军的仪式后离去。走出营门,群臣都表示惊讶。文帝说:“唉!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军呢!前面所经过的霸上和棘门的军队,如同儿戏罢了,那些将军很容易受到袭击而被人俘虏。至于周亚夫,谁能冒犯他呢!”文帝对周亚夫称赞了很久。过了一个多月,汉军到达边境,匈奴远远地离开了边界,汉军也就撤回来了。于是,文帝任命周亚夫为中尉。

  夏季,四月,大旱,出现蝗灾。文帝下令:诸侯封国停止向朝廷进贡;取消禁止百姓进入山林川泽的命令;减少御用衣服、车马等诸项开销;裁减专为皇帝服务的郎官人数;打开官府仓库救济百姓;允许百姓出卖爵位。

  后七年(甲申,公元前157年)

  夏季,六月,己亥(初一),文帝在未央宫驾崩。文帝留下的遗诏说:“朕听说,天下万物萌生,没有不死的;死,是天地的常理,是万物的自然规则,有什么值得特别悲哀的呢!现在这个时代,世人都乐于生而厌恶死,为了厚葬而破产,为了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健康,朕很不赞成这些做法。况且,朕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德行,没有帮助百姓,现在死了,如果再让臣民们长期地为朕服丧哭悼,经历寒暑变化那么久,使民众父子悲哀,老人伤感,减少了他们的饮食,停止了对鬼神的祭祀,这是加重了朕的失德,怎么对得起天下人呢!朕获得了保护宗庙的权力,以渺小之身,托身于天下君王之上,已经有二十多年了。依赖上天的神灵,社稷的福运,才使境内安宁,没有战争。朕确实不聪明,时常害怕自己做出错事,而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耻辱,惧怕年久日长,自己可能会因失德而不得善终。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,又可在高庙奉养高帝,哪里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!诏告天下官员百姓:令到以后,哭吊三天,就都脱下丧服;不要禁止娶妻嫁女、祭祀、饮酒、吃肉。亲戚中应当参加丧事穿丧服哭吊的,都不要赤脚;孝带不要超过三寸粗;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蒙盖丧布;不要调发百姓到宫中来哭吊;殿中应当哭祭的人,都在早晚哀哭十五次,礼仪完毕就停止哭祭;非早晚哭祭时间,禁止擅自前来哭祭崐;棺椁入土后,凡属‘大功’的宗室 亲戚,穿丧服十五天,‘小功’穿丧服十四天,‘纤服’穿丧服七天,然后脱下丧服。其他未在诏令中规定的问题,都要比照诏令的用意办理。此诏要向天下臣民公布,使大家清楚知道朕的心意。霸陵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,不许有所改变。后宫中的妃嫔,从夫人以下到少使,都送归母家。”乙巳(初七),文帝被安葬在霸陵。

  文帝即位已来,历时二十三年,宫室、园林、车骑仪仗、服饰器具等,都没有增加;有对百姓不便的禁令条例,就予以废止以利于民众。文帝曾想修建一个露台,召来工匠计算,需花费一百斤黄金。文帝说:“一百斤黄金,相当于中等民户十家财产的总和,我居住着先帝的宫室,经常惧怕使它蒙羞,还修建露台干什么呢!”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粗丝衣服,他宠爱的慎夫人,所穿的衣服不拖到地面;所用的帷帐都不刺绣花纹,以显示朴素,为天下人做出表率。修建霸陵,都使用陶制器物,不准用金、银、铜、锡装饰,利用山陵形势,不另兴建高大的坟堆。吴王刘濞伪称有病,不来朝见,文帝反而赐给他几案手杖。群臣之中,袁盎等人的进谏言辞激烈而尖锐,文帝常常予以宽容并采纳他们的批评意见。张武等人接受金钱贿赂,事情被觉察后,文帝反而赏赐他们钱财,使他们心中愧咎;他全力以德政去教化百姓。所以,国家安宁,百姓富裕,后世很少能做到这一点。

  丁未(初九),太子刘启即位称帝。尊奉皇太后薄氏为太皇太后,尊奉皇后为皇太后。

  九月,在西方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。

  这一年,长沙王吴著去世,他没有儿子,封国被废除。

  当初,高祖很赏识长沙文王吴芮的贤德,给御史下达诏令:“长沙王吴芮忠于朝廷,应该写入令中,特封为王。”到孝惠帝、高后统治时期,将吴芮的两个庶子为列侯,各自传国数代之后断绝。

  汉景皇帝前元年(乙酉,公元前156年)

  冬季,十月,丞相申屠嘉等大臣奏请:“功勋没有大过高皇帝的,圣德没有超过孝文皇帝的。高皇帝的庙,应该做为本朝皇帝宗庙中的太祖庙;孝文皇帝的庙,应该做为本朝皇帝宗庙中的太宗庙。后世的天子,应该世世代代供奉太祖、太宗庙,各郡和各国诸侯都应该在当地为孝文皇帝修建太宗庙。”景帝下达批复:“可以。”

  夏季,四月,乙卯(二十二日),大赦天下。

  景帝派遣御史大夫陶青,到代国边塞,与匈奴和亲。

  五月,朝廷恢复向百姓征收田税的一半,税率为三十分之一。

  当初,文帝废除肉刑,表面上有减轻刑罚之名,实际上却多杀了人;原判斩右脚的改死刑;原判斩左脚的改笞打五百下,原判割鼻的改笞打三百,这些人大多被打死。这一年,景帝下诏说:“增加笞打数与处死没有什么不同;即便侥幸而保住生命,也成了残废,无法维持生计。应制定法律:原定笞打五百下的罪,改为笞打三百下;原定笞打三百下的罪,改为笞打二百下。”

  景帝任命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,任命张欧为廷尉,任命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为宗正,任命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。周仁原来做过太子舍人,因为人廉洁谨慎而得到宠幸。张欧也曾经在太子宫中侍奉过景帝,他虽然研究刑名法律的学问,为人却很宽厚;景帝因此很器重他们,任用他们为九卿。张欧做官,未曾说过要审查别人,专门以诚厚长者居官用事;他的部属认为他是一位宽厚长者,也不敢太欺蒙他。

  前二年(丙戌,公元前155年)

  冬季,十二月,西南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。

  景帝命令全国男子,从二十岁开始到官府登记成为正丁,承担国家的徭役和兵役。

  春季,三月,甲寅(二十七日),景帝封立皇子刘德为河间王,刘阏为临江王,刘馀为淮阳王,刘非为汝南王,刘彭祖为广川王,刘发为长沙王。

  夏季,四月,壬午(二十五日),太皇太后薄氏驾崩。

  六月,丞相申屠嘉去世。当时,内史晁错多次请求单独与景帝谈论国政,景帝每每采纳他的意见,受宠幸超过了九卿,经晁错的建议修改了许多法令。丞相申屠嘉因景帝不采用他的意见而自行黜退,很恨晁错。晁错作为内史,内史府的门东出不便,就另开了一个门南出。这个南门,开凿在太上皇庙外空地的围墙上。申屠嘉听说晁错打通了宗庙的墙,就上奏景帝,请诛杀晁错。有人把此事告知晁错,晁错很害怕,夜里入宫求见景帝,向景帝自首,寻求保护。到天亮上朝时,申屠嘉奏请诛杀内史晁错。景帝说:“晁错所打通的墙,并不是真正的庙墙,而是宗庙外边的围墙,原来的一些散官住在那里;而且又是我让晁错这样做的,晁错没有罪。”丞相申屠嘉只好表示谢罪。散朝之后,申屠嘉对长史说:“我后悔没有先把晁错斩首再去奏请皇上认可,现在却被晁错所欺。”回到府中,申屠嘉吐血而死。晁错因此越发尊贵。

  秋季,汉朝与匈奴和亲。

  八月,丁未(疑误),景帝任命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。丁巳(初二),景帝任命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。

  彗星,出现在东北天空中。

  秋季,衡山国境内下了一场冰雹,大的直径有五寸,冰雹堆积最厚的地方达二尺。

  火星逆行靠近了北极星,月亮反常地经过了北极星的天区;木星在太微星座逆行。  

  梁孝王因为是窦太后的小儿子,受到宠爱,封国内有四十多座城,封地是全国最肥沃富饶的土地。给他的赏赐多得说不清,府库中所藏的金钱接近了一百万万,珠玉宝器比京城还要多。梁孝王修建了方圆三百余里的东苑,扩大其都城睢阳城的规模,使之达到周长七十里,大规模兴建宫室,修建了架于空中的通道,从宫室 连接到平台达三十余里。招揽延聘四方豪杰,如吴地人枚乘、严忌,齐地人羊胜、公孙诡、邹阳,蜀地人司马相如之流,都跟随他交游。每当梁王入朝时,景帝都派出使者持皇帝符节、用四匹马拉着皇帝专用的车辆,到函谷关前迎接梁王。梁王到达长安之后,所受的宠幸无人可比;进入皇宫就陪侍景帝乘坐同一辇车,外出就与景帝乘坐同一御车,在上林苑中射猎。梁王借机向景帝上书,要求留居长安,一住将近半年。梁王的侍中、郎官、谒者都在名册上登记,可出入天子的殿门,与朝廷的宦官没有区别。